砸烂温度计，也消灭不了温度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宋国青
作者：实事求是派
多年求学发现一个重要的经验，有真学问、好学问、深学问的大师，不见得有功夫、有兴趣把自己的学问讲清楚和说出趣味来。经济学大师Frank H. Knight(弗兰克.奈特)讲课晦涩艰深，但其思想深不可测，他指导的学生有很多成为独自一派的大师并拿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是说，我们学习的时候，不要总挑容易的、轻松的去学。只要有分量的人说某人有学问，不要管其他的情况，虚心盯着学问去就是了。
宋国青教授的学问要跟上不容易，但多下些笨功夫，不管其它的，总能有所收获的。很多愚笨，其实是因为思想上常常偷懒造成的。
“砸烂温度计也不能改变和消灭温度”这句话，在“从统购统销到土地税（宋国青，1982年）”一文中累计出现了三次。最初读到这句话，印象十分深刻，有一种捅破了窗户纸的豁然开朗之感。
说来奇怪，在不同的场合下，我总会时不时想到这一句特别有意思的大白话。把书关上，合上眼睛，仔细回想和体会这句话，我发现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很丰富，第一次回想是一种意思，第二次第三次回想又是一种新的意思。大师之见，总是不那么简单。
一、供求关系不因政府关闭了市场而灭失
供求关系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这是我关上书本，离开上下文场景以后最先体会到的一层意思。这层意思的原话是这样的：
在讨论统购由单一统购价转变为多价制购买的时候，很多人担心国家在平价征购之外又提出议价、超购加价以后，农民容易“串户交粮”卖高价，国家因而收不到更多粮食了。
宋老师反问，农民私下卖粮早就存在了，在三年困难时期，市价比政府统购牌价高出100多倍，也没有影响国家统购粮食。如果按上述担心的说法，困难时期就该一颗粮食也收不到了。
客观地说，对于习惯了和热衷于自由选择的人来说，很容易就会想到市场的生命力那方面去，再强大的政府权力与取消不了市场规律。
在高强度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全面取消了各种商品的自由竞争市场，并用行政指导价格（农产品统购和统销价格）替代了公开市场里的价格。那时的农村，国家全面关停了棉花的自由交易，不允许棉花进入农贸市场公开交易。大米和小麦等主要粮食的农贸市场也是关关停停。
可是，真实的供求关系从来没有因为行政计划的强力干预而完全取消。1976年以前，至少有如下事实可以说明供求关系和市场的顽强生命力。
第一，粮食自由交换市场在农村一直存在。从1953-1983年的三十年时间里，在农村其实一直存在着自由农贸市场。而在这样的市场里，也一直都有粮食买卖和交易，因而也存在着一个不同于政府制定的统购价之外的市场价格。对于这些价格，也都有政府部门的统计数据做了长年记录。一个情况是，粮食政府统购牌价，一直明显的低于市价。在三年困难时期，市价甚至达到了牌价的一百倍以上。
第二，在1978年双包到户出现以前，养猪就不像粮食生产那样交由集体统一组织生产，而主要是由家庭自主经营和出售。在农村，也一直存在着猪肉交易市场。对于从农民手里拿猪肉，国家并没有采取低价定量的方式派任务，而是默许生猪市场存在，然后用粮食与农民按市价交换，简称“市场统购”。可见，即使再推崇行政命令计划的政府，也在猪肉这个问题上让位给了市场。
第三，30年的统购统销历史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逐步地出现了制度变迁的趋势。比如，统购逐步分解为“交换”+“货币税”，统销则逐步分解为“交换”+“再交换取得的差价福利”。特别是在农村，低价返销粮的再交换实际上普遍存在。
最简单的情况是，农民把低价返销粮挑到市场上卖掉，再复杂一点的是多角转卖。更有意思的是，为了节省再交换过程中的交易费用，出现了各种票证、集体买任务上交国家、直接支付货币补贴等现象。
看来，不管是政府也好，还是市场里的企业和个人也好，其行为统统都得服从现实中的供求关系和交易费用的约束。在真实世界里，供求关系和交易费用，并不会因为政府把市场关闭了就真的消失了，它们仍然会以其它代价的变体形式发挥作用。
二、不同的“强拿”方式对供求的影响不同
如果仅仅停留在供求关系客观存在这个层面，也没有多大意思。回过头再去翻看宋老师的说法，我才发觉自己的理解太粗浅了，在他第一次提到温度计与温度之说的时候其实是另一个意思。
政府的不同行为，有可能只是改变了供求表达的方式，但并没有改变供求的相对关系和准热度。原文如下：
这就有意思了。虽然供求关系一直存在，不会因为行政强制命令而消失。但在现实中，政府采取的种种行为，却完全有可能对供给和需求产生不同的影响。这就好比，温度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不能被任何方式消灭。但温度的高低，却有可能受不同测温方式的影响。有的测温方式会提高温度，有的方法和工具会降低温度，还有的方式对温度的影响则较小。
国家行为有时会明显地削弱生产积极性，从而整体地压低了总供给。宋老师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
一般人给出的答案多为1亿元。但是，假如在没有这种税收方式的情况下，农民本可以创造1.2亿元的收益，那么农民的真实负担就不是1亿元，而是1.2亿元。国家的税收行为，使得潜在的产量减少了两千万元，这两千万元的收益国家没拿到，农民也没获得。这个问题，充分说明了“能拿多少取决于怎么拿”的判断。
统购与工业垄断相比，特别是在低价定量统购的方式下，并没有对供给和需求产生扭曲和影响。在八十年代的讨论氛围下，这是很不同寻常的看法。低价定量统购相当于定额税，并不影响农民的边际劳动投入决策，因而也就对生产影响较少。
工业垄断的方式，则通过行政计划管控的方式，阻碍其它领域的资源进入工业领域，然后依靠减少工业产品生产数量，人为造成稀缺进而卖高价，由此造成了工业品相对于农产品更加供不应求的紧张局面。
在统销方面，宋老师第三次提出了温度计与温度的观点：
城乡居民的个性化需求依然存在，只要再交换的交易费用低于再交换的收益，现实中依然还会存在低买高卖的现象。在计划经济时代，再交换的麻烦因为政府的管制增大了，人们只好按统配量勉强消费。
政府补贴行为也会产生一种虚假需求，造成不必要的供求紧张局面，使需求升温。大量资源投入于争取政府的项目补贴资金，由此催生大量质量不合格甚至根本没有任何实用性的产品。
三、把供求分析引向预测的层面
宋老师的厉害之处，当别人对一个问题只看到苗头时，他已经能够看到一幅远景和近景相结合的清晰图像了。温度计与温度之说，刺激我想到的第三层意思是，思维活动的最终价值评判一定要靠事实来检验，而不是靠打口水仗。你把供求关系分析得再好，如果不能用来预测未来的变化，哪怕图表画得再精美，逻辑串连得再精密，实用价值就要大打折扣。
供求关系实质上是可以认识和把握的，也是可以想办法控制的。关键是要科学认识供求规律，敢于把自己的思维逼向预测的层面上去。这是实用科学的特点，也是真学问的特点，敢把自己的名字压上去，对了还是错了都提前讲清楚，然后交给事实去评判。
比如，在1984年以后，既使还普遍存在政府干预的非自由竞争市场环境下，宋老师也敢于对于农产品的供求形势给出自己的预测。记得，他对1985年以后的农产品供给年增长率预测大致为6%，农产品需求的年增长率预测大致为4%，农产品需求慢于供给，因此在1985年以后会有一个相当长时期的供过于求的状态。
从微观上分析，宋老师对主要农产品的考察，他发现不仅是粮食出现了全面过剩，棉花等经济作物也出现了全面过剩，这意味着农业的生产力已经全面过剩，而不是什么相对过剩。由此引出了农产品价格下降，农业增长形势下滑，以及整个农村的发展面临着需求制约的重大历史转折。
宋老师基于这样的中期供求分析预测，得出了一个与“粮食相对过剩”、“农业依然紧张”、“农业发展前景和潜力依然巨大”等主流观点完全不同的结论，并准确地预言，大量农业劳动力面临转移的压力，农村又迎来了此前多次错失过的工业化发展机遇。
宋老师对供求情况的冷静分析和预测，瞬间就把人的视野引向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我以为，这样的重大判断，对国家、政府、集体以及农民所能起到的帮助作用是极为重要的。
对于价格波动问题，也是可以认识和了解的。不像有的人，一说到市场机制就描绘得妙不可言，一说起价格的大起大落就说市场不灵了进而需要政府干预，最后给出的办法一点也不管用。
宋老师提出，现实当中发生的价格波动分为趋势性、周期性、偶然性三类，这一点对于分析价格波动问题很有启发。
此外，宋老师对于收入的季节周期性波动以及猪肉价格的周期性波动的分析，也值得认真对标学习。
我从中得到一点非常重要的启发，那就是并非所有的供求关系波动都只能由价格变化来消化。在供给弹性很大的情况下，需求发生的变化，可以通过供给数量的迅速调整来消化，价格可能并不需要做出调整。
如果供给弹性非常小，需求发生了重大的波动，价格的波动就会非常大，有时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还需要借助其它手段来协调供求矛盾，比如引入时间成本约束人们排队购买，或者引入行政强制力限量配给等等。
宋老师关于供求的分析还有更妙的观点。比如，粮食价格与蔬菜相比，粮食价格的波动是“小平大不平”，因为粮食有库存，库存有时会放大而不是如一般人想的那样平滑波动。
如果把农民存粮投资比喻为修建水库，在农民对粮食价格预测较为准确的时候，存粮投资有助于平滑供给，减缓粮食价格的波动，明年粮食需求多，明年就可以从仓库里取出粮食卖掉以减缓价格上涨。
但是，假如价格的下降远远超出了农民的预期，需求减少越多，价格下跌更快，农民卖粮更多，粮价下跌更大。就好比，突然下了一次暴雨，超过了水库的最大承受容量，水库大坝被冲垮以后下游河道全部都淹没了，到旱季时垮了的水库又完全没有水了。
再举一个有意思的例子。一年当中，哪个月份的鸡蛋价格最低？有一张1981年四川省遂宁县各个月份的鸡蛋价格数据令我印象十分深刻，全年比较下来，遂宁县4月份的鸡蛋价格最低，此后逐月上升，到12月达到最高。如果单从供给角度看是不能理解的，因为虽然4月份也是产蛋的季节，但鸡蛋供给并不如5-6月产蛋最旺季。4月份的鸡蛋价格低，主要是因为4月份是农民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月份，这时候的收入最低。到了5月，各种农产品上市，农民有钱了，需求又很快上升，甚至超过了供给增加的速度，于是五六月份的鸡蛋价格就上去了。
最后再说一个例子。当农民的人均口粮进而农民收入大幅降低时，是不是如一般的看法那样，所有农产品的价格都下降呢？黄豆、大米和小麦等农产品的价格确实是下降低的，其中又以黄豆下降的最快。但是，红薯和玉米等杂粮的价格，却在农民收入下降情况下出现了上升的趋势。